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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葛亮联吴与南征

  夷陵之战的结果,基本上确定了吴、蜀二国的边界,从此以后,两国再未动干戈。蜀在三国中,领土和人民最为小弱。魏是诸葛亮声讨的对象,自然不能与之妥协,吴虽已与蜀恢复交往关系,但一直不同魏断绝来往。就蜀中情况而论,刘备伐吴失败,丧失了许多军队,丢掉了大批军用物资,而且内部也不稳定。汉嘉太守黄元素为诸葛亮所不善,当亮东行省视刘备之疾时,黄元即举郡反叛,虽很快被讨平,但刘备死后,南中诸郡又皆反叛。诸葛亮为了让民休息,医治战败创伤,暂时撇开南中问题,首先从整顿内政和改善对吴关系着手。

  诸葛亮是始终主张联吴的。他知道以弱小的蜀与强大的魏为敌,非先联吴不可。把吴国联络好以后,它纵然不能协同攻魏,蜀亦可无东顾之忧,而得全力对魏;魏则不能不以相当大的一部分兵力防吴。因此,诸葛亮于辅政之初,即派邓芝使吴,重申旧好。孙权州(郡城在今云南晋宁县东)、永昌(郡城在今云南保山市)、牂柯(郡城在今贵州福泉县)、越巂(郡城在今四川西昌市东南)四郡,自秦代以来,就是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之地。这里的人民因为不能忍受当地官府的榨取,经常进行反抗。当地的豪强和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则趁机进行叛乱活动。刘备在时,益州大姓雍闿已经开始反蜀活动,杀益州太守正昂,继位太守张裔也被缚送到吴。雍闿接受孙权永昌太守的封号,并派郡人孟获煽动各族上层分子反蜀。牂柯太守朱褒、越巂叟帅高定一齐响应。诸葛亮因为蜀汉被吴击败不久,元气损失非常大;且刘备刚死,蜀人有些不安的情绪,故未便用兵镇压,一方面派人到吴与孙权重新建立起盟好关系;一方面务农殖谷,闭关息民。等到后主刘禅建兴三年(225年)三月,诸葛亮亲自率兵南征,参军马谡送之数十里,亮对谡日:“虽共谋之历年,今可更惠良规”。于是马谡提出以下的建议:

  南中恃其险远,不服久矣;虽今日破之,明日复反耳。今公方倾国北伐,以事强贼,彼知官势内虚,其叛亦速。若殄尽遗类,以除后患,既非仁者之情,且又不可仓卒也。夫用兵之道,攻心为上,攻城为下:心战为上,兵战为下。愿公服其心而已。

  马谡这种“攻心”的策略,正与诸葛亮平素对付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合。远在隆中对策时,他即主张“西和诸戎,南抚夷越”,即对少数民族只采用温和的怀柔政策,而不专凭武力的强压。所以诸葛亮采纳了马谡的建议。这次南征,除杀掉高定、朱褒(雍闿先已被高定部曲所杀)等几个首先反抗的首领以外,对其他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上层分子,可以降服的则尽量收用,以便通过他们来统治南中人民。“七禽孟获”就是其中一个显着的例子。据《诸葛亮传》注引《汉晋春秋》:

  亮在南中,所在战捷。闻孟获者,为夷汉并所服,募生致之。既得,使观于营阵之间,问曰:“此军何如”?获对曰:“向者不知虚实,故败;今蒙赐观看营阵,若只如此,即定易胜耳”。亮笑,纵使更战。七纵七禽,而亮犹遣获,获止不去,曰:“公天成也,南人不复反矣。”

  诸葛亮对孟获所以这样不惮烦地屡禽屡纵,并非仅仅为了让孟获一个人心服口服,而是体现了他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。我们知道蜀汉的领土比起诸葛亮正要讨伐的曹魏来,要小得多。而在这块小小的领土中,南中又要占去一半,在这半壁疆土中,有丰富的金、银、丹、漆、耕牛、战马,还有性情质朴而强悍善战的各族人民,都是增加蜀汉人力物力的重要因素。诸葛亮如果不能好好地掌握这些条件,是很难与魏国抗衡的。然而诸葛亮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条件呢?专门使用武力的政策是不能奏效的。因为诸葛亮既不能用武力驱使南中各族为他效命于北伐战场,更不能分出较多的兵力留戍南中,最好还是通过南中的上层分子来调动南中人民来为蜀汉政权效劳。这就是诸葛亮对孟获所以要七禽七纵的原因,也是诸葛亮对少数民族一向主张“和”、“抚”的真正动机。

  这时还没有与魏断绝来往,迟迟不肯接见邓芝。邓芝给孙权上表说:“臣今来,亦欲为吴,非但为蜀也”。孙权才接见了他,谈话中仍以蜀弱魏强为虑。邓芝向孙权解释说:

  吴蜀二国,四州之地,大王命世之英,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。蜀有重险之固,吴有三江之阻,合此二长,共为唇齿,进可并兼天下,退可鼎足而立,此理之自然也。大王今若委质于魏,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,下求太子之内侍。若不从命,则奉辞伐叛,蜀必顺流,见可而进。如此,江南之地,非复大王之有也。

  孙权觉得邓芝的话确有道理,于是便与魏断绝关系,与蜀连和。从此蜀吴盟好,不但诸葛亮伐魏之师得以大举,就是终蜀之世,两国和好关系亦始终维持,说明诸葛亮的外交政策确实是正确的了。

  蜀汉南部的益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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