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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葛亮治蜀

  主开放政权罢了。

  《华阳国志》卷9《李寿志》言“豫州入蜀,荆楚人贵”,诚然是事实。但蜀汉既在益州建国,诸葛亮便不能不从土着地主中选拔一些人才。如《三国志》卷41《杨洪传》:

  始洪为李严功曹,严未至犍为,而洪已为蜀郡。洪迎门下书佐何祗,有才策功干,举郡吏,数年,为广汉太守。时洪亦尚在蜀郡。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。

  我们如果把《蜀志》各传翻看一下,即可看出益州土着地主如张裔、杨洪、马忠、王平、句扶、张翼、张嶷、李恢等都做到重要的职位,只是比丞相、大将军低些罢了。蜀汉以益州一隅之地,而能与曹魏相抗衡,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较少,当为重要原因之一。

  诸葛亮的用人,还是以其本人及蜀汉政权为中心,而不容许部下有结党成派之事。土着地主在本地总是容易养成党派势力,因此,诸葛亮对土着地主虽注意擢用,但对他本人的继承者始终只从外来地主中培养。不仅籍隶荆楚的蒋琬、费祎因他的授意而相继辅政,就是降将凉州人姜维,也因为受到他的培植而成为蜀汉政权的最后支撑者。这虽因他们有相当的才干,同时也因他们是外来人,在益州没有什么亲党关系的缘故。不过,诸葛亮对益州土着地主的团结和重用,还是超过了以前的统治者。从两汉以来,在*上一直受着歧视的益州人,对于诸葛亮之向他们开放政权,是乐于拥护的。诸葛亮连年北伐,向益州征兵要粮,未见有土着地主的反对,在军事前线,还得到他们的积极参加,这是与诸葛亮笼络土着地主、缓和客主矛盾政策的成功分不开的。

  刘璋时代,对益州地方豪强无法控制,只得纵容。诸葛亮辅政,则厉行法治,他说:

  刘璋暗弱,自焉以来,有累世之思,文法羁摩,互相承奉,德政不举,威刑不肃,蜀土人士,专权自恣,君臣之道,渐以陵替。宠之以位,位极则残;顺之以恩,恩竭则慢,所以致弊,实由于此。今吾威之以法,法行则知恩,限之以爵,爵加则知荣,荣恩并济,上下有节。为治之要,于斯而着。

  诸葛亮对待豪强的政策,主要是赏罚分明,用罚以限制他们的为恶,用赏来给他们开辟*上的出路。只要他们肯忠实地为蜀汉政权服务,便可以获得官爵禄位。因此诸葛亮的法治政策,不但收到了限制豪强的效果,也取得了利用豪强的成绩。同时也使蜀汉在*上呈现了某种程度的清明。陈寿称亮之治蜀:

  科教严明,赏罚必信。无恶不惩,无善不显。至于吏不容奸,人怀自厉。道不拾遗,强不侵弱,风化肃然也。

  其他人也有类似的说法,实际上都未免形容过甚。因为在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时代,要想把*搞得这样公平合理,是不可能的事,如法正随意*,李严所在营私,诸葛亮都曾加以纵容。不过,诸葛亮对于官吏豪强的控制总是比较严格,为政也比较公平一些,这对人民来说,自然是有好处的。

  刘备在时,常外出征战,诸葛亮镇守成都,代行政事。备死后,刘禅继立,更“事无巨细,亮皆专之”。诸葛亮死后,蒋琬、费祎相继执政,“咸承诸葛之成规,因循而不革”。因此,蜀汉的*,实以诸葛亮的措施为依归。我们现把诸葛亮治蜀的政策与措施叙述于下:

  益州在刘焉刘璋父子统治时期,不但外来地主与土着地主之间的矛盾未能得到解决;就是刘璋本人和他的高级官员之间也存在着矛盾。刘璋既没有充分的力量节制骄恣的诸将,也没有能力选拔或重用优秀人才。因此他手下有才干的官员如张松、法正等便策划迎接刘备入蜀。这种情况,正如诸葛亮在隆中对时所说:“益州智能之士思得明君。”刘备既利用刘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,夺取了益州,他对于刘璋的旧部,便不能不有一个较好的安排。《三国志》卷32《先主伟》称:

  董和、黄权、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,吴懿、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,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,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,皆处之显任,尽其器能。有志之士,无不竞劝。

  这样,益州地主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缓和了,刘备的统治得到了巩固。诸葛亮执政后,对益州土着地主更注意笼络和摆用。如《三国志》卷42《杜微传》言:

  建兴二年(224年),丞相亮领益州牧,选迎皆妙简旧德,以秦宓为别驾,五梁为功曹,微为主簿。

  这三个人是书生儒士,其中秦宓比较有才学口辩。杜微则是一个老而且聋的人,刘备定蜀以后,他闭门不出。等到诸葛亮执政,则非把他罗致来不可。因他耳聋,两次给他做书面谈话;因他年老多病,不能做官,仍给他加上谏议大夫的名义。这是为什么?无非是以他做一个样子,以表示向益州地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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