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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《求才三令》谈到曹操的用人

  与曹操《自明本志今》相辅而行的还有操的《求才三令》。第一次《唯才是举》命令颁布的时间,比《自明本志令》还早十个月左右。《三国志》卷1《武帝纪》载建安十五年(210年)春操下今曰:

 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,易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?及其得贤也,曾不出阎巷,岂幸相遇哉?上之人不求之耳。今天下尚未定,此特求贤之急时也。“孟公绰为赵、魏老则优,不可以为膝、薛大夫”。若必廉士而后可用,则齐桓其何以霸世!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?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?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,唯才是举,吾得而用之。

  第二次《求才令》颁布于建安十九年(214年)曹操平定关中、杀伏皇后之后一两个月:

 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,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。陈平岂笃行,苏秦的究竟是为了什么?历来说法不一。一些人认为曹操所以下此三令,乃是为了打击自东汉以来专门拿封建道德相标榜的名士世族,所以用人只重才而不重德。我们且列举一些史料看看曹操用人是否就不注重个人的道德呢?据《后汉书》卷81《独行传》:

  王烈……以义行称……曹操闻烈高名,遣征不至。

  《三国志》卷16《郑恽传》:

  郑恽……高祖父众,众父兴,皆为名儒……太祖闻其笃行,召为掾。

  可见曹操用人不但重视德行,就是对于一般舆论也相当重视;而且曹操用人还有重德胜于重才的事例。如《三国志》卷12《崔琰传》:

  琰尝荐巨鹿杨训,虽才好不足,而清贞守道,太祖即礼辟之。

  就是曹操给群下的教令中,也有更多强调德行的,如操为丞相后,曾给典管选举的东曹掾崔琰下教说:

  君有伯夷之风,史鱼之直,贪夫慕名而清,壮士尚称而厉,斯可以率时者已。

  可证曹操用人决不是只重才不重德,不能因有《求才三令》就片面地认为操代表寒门地主打击世族地主。实际上,作为名士世族的表率人物荀彧,也是“取士不以一揆,戯志才、郭嘉等有负俗之讥,杜畿、简傲少文,皆以智策举之。”操在《庚申令》中说:“治平尚德行,有事赏功能”。可见曹操认为重德与重才须因时而异。当打天下时,为了减轻反对力量,壮大自己阵营,对于才智之士,需要努力罗致,所谓“文武并用,英雄毕力”。曹操之所以能获得世族地主与庶族地主的共同支持,而扫灭群雄,其原因亦即在此。

  我们如果要真正了解《求才三令》的用意,不能只从文句中去找,更需结合操的*要求来探索。操的用人大致可分两个阶段,当创业之时,操为了扩充自己的力量,不能不想尽各种办法,通过各种渠道与手段,以招致各种类型的人才,故其用人有高出其他群雄之处。现举出下面事例:

  (1)在某种情况下,能舍弃旧怨。例如操到南阳讨张绣,绣降而复叛,杀操一子一侄。但当绣再次投降时,操仍弃仇录用。又如官渡战前,陈琳为袁绍作檄辱骂操为“赘阉遗丑”。当时出身于阉宦之家,最为人所不齿,亦系操所最忌讳者。可是当袁氏败,操获琳,仍“爱其才而不咎”。

  岂守信邪?而陈平定汉业,苏秦济弱燕。由此观之,士有偏短,庸可废乎!有司明恩此义,则士无遗滞,官无废业矣。

  第三次《求才令》颁布于建安二十二年(217年)八月。那时三国分立的形势已确立,曹操已于前一年由魏公进爵为魏王。令文曰:

  昔伊挚、傅说出于贱人,管仲,桓公贼也,皆用之以兴。萧何、曹参,县吏也,韩信、陈平负汗辱之名,有见笑之耻,卒能成就王业,声着千载。吴起贪将,杀妻自信,散金求官,母死不归,然在魏,秦人不敢东向;在楚,则三晋不敢南谋。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,放在民间,及果勇不顾,临敌力战:若文俗之吏,高才异质,或堪为将守;负汗辱之名,见笑之行;或不仁不孝,而有治国用兵之术。其各举所知,勿有所疑。

  以上三个《求才今》所以颁布的目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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